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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果奖得主托马斯:童年的“女巫”尾随我多年

  中国美协原副主席、广东画院原院长许钦松教授在祝词中说:“李蝉羽专门随我学画两年多,向来心无旁骛、人画相融,似乎创作成为她生活的全部,作品成为她生命的绽放。无论学习之路多么漫长,创作征程多么艰辛,她不屈不挠,道心坚定,笔耕不辍,用一张张宣纸铺就通往艺术殿堂的台阶。蝉羽善于从传统中汲取营养,从现实中寻找素材。她大量临摹古画,大量写生创作,南北兼蓄、古今贯通,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,逐步塑造起自己独特的笔墨风格。她的花样年华没有在风花雪月中追逐,却在攀登的高峰上砥砺。蝉羽学画的过程,就是她潜心修行的历程。她以心灵的渐修顿悟赋予了作品深邃的灵性和蓬勃的生命力。”

  说起李蝉羽的学画历程,中央美院山水画系原主任、炎黄艺术馆馆长崔晓东教授深情地说:“李蝉羽学习非常努力、认真,当时根据她具体的情况和绘画特点,我曾建议她学习吸收一下元代画家王蒙的绘画,王蒙的作品严谨扎实,浑厚凝重,正好可以弥补她有些方面的不足,同时也可以使她对中国画的优秀传统有更深的领悟。李蝉羽是一个悟性很好的画家,她能很快的从前人的作品中体会出画面上所蕴含的气韵和神采,风格和技法。她是个学习很刻苦的人,给她布置的作业,没过多久就拿出好多幅临摹和创作的画来,可以看得出她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作画上了,而且才思敏捷,画的很快。通过一年的学习,李婵羽的山水画有了非常大的变化,对山水画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到位,画面的表达也更加娴熟,并逐渐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。她的作品幽静温润,能将人很快的带入她所营造的氛围之中,她的用笔,皴擦点染、错落有致,笔随性出、墨由心发,由于这种富于变化的笔墨表达,使她的作品在空灵素雅之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。”

  看过作品之后,民建中央画院院长周鸣秋教授指出,“画画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,心浮气躁、目的不纯是画不好、走不远的。看了蝉羽的作品,给人一种心静气雅、远离喧嚣的感觉。我们说以画观人如相其心,由此可以看到,蝉羽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心无杂念才能画出这样的意境,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”

  刘震云的创作大致分三个阶段,早期新写实主义,描摹日常生活,颇有洞察力;中间写故乡,写历史,文体实验色彩比较浓厚,比如他的故乡三部曲,以及《温故1942》;目前进入到新的阶段,既是历史的,又是现实的,既抽象,又是现象的罗列,我觉得不妨称之为稗史阶段,以街谈巷议为蓝本。在《吃瓜》里直接抓取社会新闻,把它们当作小说的重要材料之一,比如桥塌塌事件,“微笑哥”(官员在处理灾害现场时,不合时宜露出微笑怡然的表情,然后被人抓拍放到网上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),洗头房奇遇等。我曾经在国外看到过一个展览,画家在照片上作画,以摄影内容为基础发挥想象力,很有意思。比如,一张普通的街道照片,画家可能画上洪水妖怪、四散奔逃的人们之类,感觉就像新的洪水时代到来。《吃瓜》的做法有点类似,让虚构人物钻进真实的新闻事件中,去体验和感受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力,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立面,使读者对现实事件产生全新的认知。

  看《吃瓜》最强烈的感觉有二:刘震云看着嬉皮笑脸,其实内心驻着像《旧约》一样严厉的上帝,他的笔下是一个报应不爽的世界。小说看着开开心心,其实训诫和警世意味很浓。

  和莫言一样,刘震云的重要小说也一再反映革命主题,这乃是中国现当代独具魅力的一大文学主题。莫言在新作《锦衣》(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)中,以辛亥革命为背景,写革命者穿上锦衣,化身为神话中的吉祥物(公鸡,代表着革命先知,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),与人民群众从相知到相爱再到结合,像剪纸,又很波普化,一下子又回到前革命时期那种温暖浪漫的基调。

  而刘震云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以及《吃瓜》,更像是后革命时期的文本,隐含着冷冽破碎的意味,刘氏过人的幽默则给文本增加了一丝慰藉。笑得出来,说明情况还不是太糟糕,还有救。无论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反映的“官近妖,民近魔”,还是《吃瓜》里的“睡人民”,都令人深思,而不是哈哈一乐,完了就抛之脑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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